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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记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委副主委、长江学者王本朝
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员会
2018-03-21 11:39:01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委副主委;他也是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他拥有多重身份,承担多种角色,但无论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和履职尽责,还是作为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者的科学研究,他都全身心投入,开拓进取,积极担负起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责任,不辱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

政治责任:参政议政与履职尽责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委副主委,他积极发挥农工党党员和政协委员作用,将政治热情投注到对社会实情的体察和思考之中,围绕文化产业发展、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均衡化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全国社保经办管理体制等课题,认真调查研究,积极参政履职,为国是建言,为民生呼吁。

他生于重庆农村,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从农村走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忘本,不弃根,始终心系农村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体察农民的日常生活,了解农民的切身需要。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农村公路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农村公路建设中依然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调研,他针对农村公路出现的车多路窄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城乡统筹的问题,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将农村公路建成“宽心路”的政协提案,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意见》吸收和部分采纳了该提案内容。

教育尤其是教育公平问题也是他近年来非常关注的课题。王本朝说“教育投入的增长, 受益的是孩子!”“教育公平的背后, 关联的是机会公平、社会公平, 努力实现教育均衡化, 是每一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他在全国“两会”上呼吁,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他撰写的《关于中小学乱收费现象的调查报告》,被重庆市长黄奇帆批示。

作为文化学者,他深知文化之于社会发展和民族凝聚力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文化产业、文化安全和文化继承三个问题,积极调研思考,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启发性的观点。就文化产业“提档升级”增强竞争力问题,王本朝认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必须从转变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着手。”他表示“我认为首先要改革管理体制, 完善制度设计”以及配套好的政策措施。为此,他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整合优势资源,做强做优做精文化产业》的提案,该提案被《人民日报》以《关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为题刊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他比较早就关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撰写了“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意义”,在《前进论坛》2011年第9期刊用,荣获2011年度《前进论坛》“好文章”奖。

针对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王本朝接受第127期“求是访谈”时开出了他的“药方”,他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重塑或者激活,是民族重构文化自信的重要过程,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传承传统文化很有现实意义与价值;但他也提出传承传统文化不能直接简单搬运,要分清糟粕与精华,注意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的对话和对接。重视传统,不等于膜拜传统,重塑传统,也不应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继承传统,发展传统,促进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还提出,实现传统家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家风家教家训的重塑就显得必要且急迫,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家庭伦理本位,是实现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有效对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些观点和建议也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所刊载和报道,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理解。
              
学术使命:科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从1988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他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美学领域耕耘了近30个年头,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近10部学术专著,荣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重庆市首批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在学术界,一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便会提及他的学术创新和贡献。他立足学术前沿,坚持创新而持重的研究个性,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现当代制度命题,探究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在而不属于”关系,清理现代中国文学观念谱系,借助文本细读实现作家与文本、文化与语言的循环阐释,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

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参与了现代社会的变革和民族国家的进步,彰显了现代价值和生命体验,推进了现代汉语的探索和成熟。因此,他将学术研究与现实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人文关怀浇筑于理性思索之中。新千年伊始,伴随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唯利是图”的“社会准则”牵动社会整体价值的分层乃至信仰的缺失,于是他探讨中国文学的价值情怀问题,呼唤文学回归价值关怀的重大命题。他深感制度框架的“无处不在”,于是提出“文学制度”概念,并开拓性地引入到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并以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宏阔的学术视野、详实的文献资料以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打通了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区隔,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作家、作品、思潮与制度的新型文学史结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又极具创造性的尝试。《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也成为文学制度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他又敏锐地感觉到另一份潜藏的危机——影像和网络正大面积挤压人们的语言感知和表达,作为母语的汉语能力也处于衰退之中,文学、语言又面临着亟待正视的危机。因此,他将思维视野转移到“语言、文体与文章观念”研究,希望以此探索出化解危机的可能性及路径。

正是这份对学术事业的坚守之心,这份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之情,才让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界笔耕不辍三十年,无惧风云,砥砺前行。今天,我们会时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时而奔走于社会调研、建言献策;时而徜徉于书山学海,探索求真。这是他的政治使命和学术责任,也是他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是他面对任何事情始终坚忍不拔、不断开拓进取的真心。


(作者:寇鹏程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工会主席 农工党市委委员 农工党北碚区委党员;张  望  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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